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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曰：“爱人不亲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礼人不答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。其身正而天下归之。《诗》云：'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’”

1. 爱人不亲，反其仁

关爱他人却未得到亲近，就要反思自己的仁爱是否真诚完备。《论语·学而》中孔子言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”，强调仁的核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关怀。若“爱人不亲”，并非他人无礼，而是自身的仁爱可能流于形式（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批判的“以力假仁”），未真正做到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，需回归仁的本质——“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

商汤“解网施仁”

商汤灭夏前，曾在野外见猎人四面张网捕鸟，便命人撤去三面网，只留一面，并祷告“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不用命者乃入吾网”（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）。当时诸侯皆赞“汤德至矣，及禽兽”，纷纷归附。

若商汤仅以武力威慑诸侯（“爱人”流于形式），诸侯必生抗拒（“不亲”）；但他通过“网开三面”的细节，将仁心延伸至禽兽，以“至仁”打破诸侯对强权的戒备，正是“反其仁”——用极致真诚的仁行替代虚浮的拉拢，最终实现“天下归心”。孟子曾盛赞商汤“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御也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恰是对“反其仁”效果的印证。

刘备“携民渡江”

曹操南征时，刘备从新野撤退，百姓自愿追随，“日行十里”，部下劝刘备弃民速行，刘备说“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，今人归吾，吾何忍弃去”（《三国志·蜀书·先主传》）。虽因此被曹军追上，险遭覆灭，但百姓却更坚定归附。

若刘备为自保弃民（“爱人”流于口号），必失民心（“不亲”）；但他在生死关头坚守“以人为本”，将“仁”从口头承诺落实为行动抉择。这种“反其仁”——反思“仁”的本质是“不忍人之心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而非功利性的笼络，最终让“新野之民”甘愿生死相随，成为蜀汉政权的民心根基。

2. 治人不治，反其智

治理他人却未能管好，就要反思自己的智慧是否足够、方法是否得当。

孟子主张“仁政”，认为治理的关键在“智”——既包括知人性（“性善论”），也包括懂方法（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”，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若“治人不治”，并非百姓难管，而是自身缺乏“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”的智慧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或用“霸道”而非“王道”，需反思是否做到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，孟子承孔子思想）。

子产“宽猛相济”

春秋时期，子产初治郑国时，因过于侧重严苛刑罚（“猛”），百姓虽不敢违法，却心存怨恨（“治人不治”）。子产反思后意识到，“智”不仅是严明法度，更需兼顾人情，于是调整策略：一方面保留必要的刑罚约束，另一方面推行“宽政”——兴修水利、听取民意、减轻赋税。最终百姓“爱之如父母，归之如流水”（《左传·昭公二十年》）。

子产最初的“治”因缺乏“宽猛平衡”的智慧而效果不佳（“不治”），他通过“反其智”——反思治理需刚柔并济，既明辨“法与情”的边界，又洞察百姓“畏刑更需怀德”的需求，最终以周全的智慧实现了郑国的稳定。

唐太宗“纳谏改过”

唐太宗初期曾因大臣魏征屡次直言进谏而心生不满，甚至私下抱怨（“治人不治”：想让大臣顺从却遭抵触）。但他反思后意识到，“智”并非独断专行，而是“兼听则明”（《资治通鉴·唐太宗贞观二年》），于是主动接纳魏征的批评，完善纳谏制度，鼓励群臣直言。最终形成“贞观之治”，群臣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。

唐太宗最初的“治”因固守“君主权威”而忽视“纳谏之智”，导致君臣关系紧张（“不治”）。他通过“反其智”——认识到治理需借助众人智慧，而非个人独断，以“明是非、肯纳谏”的智慧化解矛盾，实现了君臣同心的治理效果，印证了孟子“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士皆悦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的治理思想。

3. 礼人不答，反其敬

对人以礼相待却未得到回应，就要反思自己的恭敬是否发自内心。孟子强调“礼”的本质是“恭敬之心”（“恭敬之心，礼之端也”，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，反对“礼崩乐坏”下的虚礼。如《孟子·告子下》中，孟子拒见齐王使者，因齐王“托疾召我”，正是认为对方无真敬；反之，若“礼人不答”，需反思自己是否如孔子所言“为礼不敬”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，将礼沦为表面仪式，而非“中心悦而诚服”的真诚态度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

孔子见南子

春秋时，卫灵公夫人南子名声不佳，却希望见孔子。孔子初拒，后为推行礼乐之道而赴约，见面时严格遵循礼仪（“孔子入门，北面稽首。夫人在絺帷中再拜，环佩玉声璆然”，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但弟子子路对此不满，认为孔子“礼人不答”（南子的品行难称“配礼”，且会面易遭非议）。孔子并未辩解，而是反思自身：“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！天厌之！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——强调自己的“礼”源于对“君臣之礼”的真诚坚守，而非对南子个人的认同，最终以“敬于道而非敬于人”的纯粹性化解了质疑。

孔子的“礼”虽未得到子路的即时理解（“不答”），但他通过反思“敬”的本质——坚守礼仪背后的道义原则，而非迎合他人评价，证明了“敬”的真诚性，最终赢得弟子的理解，也践行了“君子敬而无失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的准则。

宋濂“冒雪访师”

明初文学家宋濂求学时，曾冒大雪步行数十里拜访名师，因衣衫单薄、冻得发抖，初见时老师态度冷淡（“礼人不答”）。但宋濂并未退缩，反而更加恭敬地请教，“援疑质理，俯身倾耳以请”（《送东阳马生序》），始终保持谦逊诚恳的态度。老师逐渐感受到他的真诚，最终悉心教导。宋濂后来回忆：“其业有不精，德有不成者，非天质之卑，则心不若余之专耳，岂他人之过哉？”——正是通过反思自身“敬”是否足够恳切，才以真诚打动对方。

宋濂的“礼”最初未获回应，根源在于老师未感受到他的“敬”之诚。他通过“反其敬”——以更执着、更谦逊的态度证明求学之心的纯粹，最终让“礼”的核心（敬）被感知，印证了“诚于中而形于外”（《中庸》），“敬”的真诚终能跨越隔阂。

4. 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

凡是行动未达预期效果，都要反过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这是孟子“内省”思想的核心，承继孔子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。孟子认为，外界的反馈是自身德行的镜子：“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；发而不中，不怨胜己者，反求诸己而已矣”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。无论是修身、处世还是治国，失败的根源不在外，而在“吾身不能居仁由义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。

 “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”的本质，是将外部问题转化为内在成长的契机。儒家认为，人无法控制外界，但能掌控自身修养——通过反思修正行为、纯净心性，最终实现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的境界。正如《中庸》所言“正己而不求于人，则无怨”，唯有先“修己”，才能“安人”“安百姓”，这正是儒家“内圣外王”逻辑的起点。

《孟子·离娄上》记载，舜面对父亲瞽叟的不慈、弟弟象的不仁，始终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”：当家人对他冷漠时，他不抱怨“家人不亲”，而是反思“吾必不仁也，必无礼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？”（难道是我不够仁厚、不够有礼？）；经过反复内省，他以“孝悌”之心持续付出：“舜尽事亲之道而瞽叟厎豫，瞽叟厎豫而天下化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——最终以自身的真诚与坚守感化家人，实现家庭和谐，并成为天下效仿的榜样。

5. 其身正而天下归之

自身品行端正，天下人自然会归顺。此句呼应孔子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孟子进一步提出，“正”的核心是“居仁由义”：君主“正己”则“民之归仁也，犹水之就下、兽之走圹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；士人“正己”则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（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）。“天下归之”的根本，是德行的感召力，而非武力或权谋。

这句话与“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诸己”一脉相承：若天下不归附，问题不在“天下人”，而在自身“不正”（如仁德不足、智慧欠缺、行为虚伪）。唯有先修正自身，才能从根本上赢得人心，正如孟子所言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，而“得民心”的前提，正是“其身正”。

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记载，商汤在讨伐夏桀前，始终以“正己”立信：面对葛伯不祭祀祖先，汤不直接征伐，而是先“使人问之曰：'何为不祀？’”，得知葛伯缺粮后，又“使亳众往为之耕”（派百姓帮葛伯种地），以“仁”正己；当葛伯反而杀害送饭的人，汤才出兵征讨，此时天下人认为汤“非富天下也，为匹夫匹妇复仇也”（不是为了争夺天下，而是为百姓讨公道）；最终“东面而征，西夷怨；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曰：'奚为后我？’”（汤向东方征伐，西方部落抱怨为何不先救他们），天下人主动归向，正是“其身正而天下归之”的生动体现。

6. 《诗》云：“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”

《诗经》说：“长久地顺应天命，幸福要靠自己争取。”此句出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，孟子引此强调“反求诸己”的终极意义——天命与德行的统一。孟子认为，“天命”并非神秘意志，而是“民心所向”（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，《孟子·万章上》引《泰誓》）；“自求多福”即通过修己之仁、智、敬，达到“顺天应人”，最终实现“保民而王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，将外在福报归于内在德行的修养。

《文王》作于西周初年，是对周取代商的历史总结。商人曾认为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（《尚书·西伯戡黎》），迷信天命永恒，最终因失德（如商纣暴虐）而亡国。周人则提出“天命靡常，惟德是辅”（《尚书·蔡仲之命》），认为天命会随德行转移。“永言配命”正是周人对自身的警示：唯有始终以德行契合天命，才能保住国运；“自求多福”则点明，王朝的长治久安（“福”）需靠统治者主动修德，而非依赖天命的侥幸。

 对个人而言，“自求多福”意味着通过践行“仁义礼智”修身处世，如孝顺父母、诚信待人、行善去恶，自然会收获人际和谐、内心安宁的“福”；对统治者而言，“配命”即“以民为本”，推行仁政、轻徭薄赋，百姓安居乐业则天下太平，这便是王朝最大的“福”。

正如《论语·颜渊》中孔子所言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但紧接着强调“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——虽承认命运有定数，但更重视通过自身德行主动创造“福”的条件。

孟子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述，将“反求诸己”确立为修身、处世、治国的根本原则：从具体情境的反思（爱人、治人、礼人），到普遍规律的总结（行有不得皆反己），再到终极目标（身正天下归）与依据（天命自求），始终围绕“内圣外王”的逻辑——修己是安人的前提，德行是成事的根基，这也是儒家“向内求”思想的经典表达。

好，到这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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